摘要：中国的院校研究起源于对美国院校研究的研究，在借鉴美国多年院校研究已经取得的丰硕成果的基础之上，从事院校研究的中国学者深切体会到院校研究“中国化”的必要性。十余年的孜孜以求使得中国的院校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可以说中国的院校研究已经由最初的初步形成而逐步走向规范发展。在这样的转变下，中国院校研究必须处理好四对关系：服务领导决策与服务学生发展之间的关系；数据分析与质性研究的关系；国际化与中国特色的关系；机构的行政性与研究的专业化的关系。
关键词：院校研究;规范发展;发展路径
继20世纪80年代厦门大学成立第一个高等教育研究室之后，很多学校也陆续成立了高等教育研究室，当时研究室几乎是隶属于教务处，主要就是研究自己学校内部的问题，但是后来逐渐走上了学科与行政化的道路。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逐渐开始了院校研究的实践。2000年，华中科技大学成立了第一个院校研究中心，成立的原因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任何事情都是从偶然开始，走向必然，最后走向自由。院校研究也是从偶然开始的。1999年，作者接任华中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后改为教育科学研究院）所长，当时只有五六位教师、十来名学生、三四间办公室，而且几乎没有任何经费。高等教育研究所的首要任务是要探讨以后的发展道路。当时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有四个博士点，分别是厦门大学、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以及华中科技大学。厦门大学主要做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做宏观政策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的高等教育研究十分重要，但是这并不是他们的重头戏。经过探讨之后，考虑到华中科技大学有学校管理研究的基础，高等教育研究所决定走院校研究的道路，随即成立了全校的院校研究中心、院校研究所。至作者离任时，教育科学研究院有了国家重点学科，有了专门的大楼、三十几位教师、两百多名学生。作者在任期内主要做了五件事情：一是组织开展院校研究；二是吸引人才，招收了17名博士；三是建立平台，在高等教育学的基础上开设了教育原理、心理学、教育技术等专业；四是举办了校长博士课程班，这为后期的教育学专业学位做了理论准备，也探索了培养的方法；五是建成了一栋大楼。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开展院校研究，作者所在团队找到了发展的方向与专业特色，如果没有院校研究，高等教育学也难以评上国家重点学科。
一、院校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在我国，院校研究为什么21世纪才开始兴起？首先是有需求，一个需求来自于高等教育大众化，量的增长肯定会带来质的变化。美国的院校研究也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除了高等教育大众化之外，我国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不断重视、循证决策的逐渐兴起、社会问责制度的形成，这些都对院校研究产生了需求。什么事情都要有需求，院校研究的发展也是基于需求。现在，我们的院校研究发展还不迅猛，说明需求还不够旺盛。打个比方，院校研究和校长的关系就好比汽车的表盘与驾驶员的关系，汽车没有表盘就不清楚油量还剩多少，速度是多少，驾驶员没有办法开车。现在有的高校的校长开的是乘坐了几万人的车，没有仪表盘照样开。
院校研究要兴起光有需求也不行，其次还得有发展的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高校办学自主权的确立。尽管这还不是十分充分，但是也是有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院校研究人员开的是经验交流会，上级下达了任务，下级人员做了之后交流经验；现在开的是研讨会，院校的自主权进一步加强。第二个条件就是信息技术、大数据的发展。最后一个条件就是已经有高等教育的博士点、硕士点，培养了一批高等教育研究人员，具有一定的研究力量。有的大学培养的硕士生十分抢手，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与实践结合得十分紧密。回过头看，经过十多年的努力，院校研究已经走过了从院校研究的研究到专题研究再到规范发展的道路。
二、从“院校研究的研究”到“院校研究”
一开始我国的院校研究主要研究美国的院校研究是如何进行的。2003年我国举行了第一次院校研究的学术研讨会，主要研究“什么是院校研究”，会议上争论十分激烈：一方支持以美国院校研究为主的研究方法；另外一方则是认为要有中国人自己的做法。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大家主要在探讨我国院校研究的内涵、方法。因而，外界对院校研究提出了批评，认为这不是“院校研究”，而是“院校研究的研究”。为回避这一问题，2007年院校研究的研讨会在青岛大学再次举办，主要就是研究当时院校研究之路怎么走下去，即在研究数据不充分、开展的条件也不完全具备的情况下，院校研究可以从哪些方面着手。多方探讨之后认为，院校研究可以以专题研究为突破口，因为专题研究在院校研究中应当占有重要地位，而且相对易于开展，并可以案例研究为基本的研究方法。因此，我们逐渐进入了院校研究的专题研究阶段。2011年，院校研究年会在北京理工大学举行，会上提出了院校研究走向规范发展的议题，随之开始探讨院校研究规范发展路径，进一步组织起来开展研究。从2003年成立院校研究筹备会到2007年成立院校研究分会，从专题研究到院校研究的规范发展，我国的院校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一是从2003年开始，我国院校研究的研讨会及年会单年举办国内会议，双年举办国际会议；建立了院校研究案例库，出版发行了五本案例集；举办培训班，研究生培养开设院校研究的方向，并编写了有关于院校研究的教材。此外，我国还创建了省级院校研究人文社科研究基地，开展院校研究必须要有合适的基地和平台，否则难以进一步发展院校研究。
二是探索高校管理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推进院校研究。每一次年会的举办，都需要根据高校管理中的重大问题进行准备。影响最大的年会有两个，一个是2006年“大学领导与发展战略”国际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很成功，会议归纳了中国大学进行战略规划时所遇到的5个问题，经过激烈的讨论之后与会者提出我们应从“战略规划”走向“战略管理”。我们的问题在于就“规划”做“规划”，而不是站在战略管理的角度将战略规划、战略实施、战略评估结合，所以学者们认为战略规划需要走向战略管理。第二个是2012年“院校研究：以学生为中心的本科教学变革”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在我国的研讨会中较早地提出了推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后来开展的几次会议也都是围绕以学生为中心的服务与教学展开的，与会者试图通过对这些关键问题的解决来推动中国高校的进一步发展。
三是探讨院校研究理论与方法，规范院校研究。最初学者们在分析美国的院校研究开展的情况时普遍持有这样一种观点，那就是他们的院校研究的重心似乎并不在理论层面。我们一开始比较重视院校研究的理论探讨。探讨一段时间回过头看，得出的一些认识仅仅是回答了“为什么要进行院校研究”这一问题。当时作者想到了中医，院校研究能不能像中医一样，把万千复杂的现象归结到为数不多的症结中去，当然最后还是没成功。作者曾和美国一位从事院校研究的学者进行过讨论，他认为可以把院校研究分成不同的研究部分，不同的研究部分可以使用不同的研究理论，最后将这些理论综合起来也许可以形成系统的院校研究理论。这对我国的院校研究具有一定启示。
四是推进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促进高等教育学研究方法论的转变，推动高等教育研究者开始关注实践问题，研究实践问题；从单个学校研究中发现生动丰富的研究素材，以探究高等教育规律；在高等教育研究和管理实践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三、中国院校研究的规范化发展
中国院校研究已经初步形成并且进入了规范发展阶段，但是规范发展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高校领导者科学决策意识不强，对院校研究重视程度还不高；数据缺失现象仍然存在；院校研究工作者的水平、能力有待提高。面对这些问题，在推进中国院校研究规范发展过程中，我们要着重解决以下四个问题。
（一）处理服务领导决策与服务学生发展之间的关系，提高决策支持的科学化水平
在中国推动院校研究发展需要确定正确的研究方向与路径。当下合适的路径与方向就是要建立高校决策支持系统，为提高高校决策支持的科学化水平服务。院校研究应该能够为学校决策提供支持，这是院校研究的基本职能，发展院校研究需要建立高校决策支持系统。对于决策支持系统，不同学科有着不同的理解，但总体而言，决策支持系统能够为决策者提供所需数据、信息和背景资料，帮助决策者明确决策目标和进行问题识别，建立或者修改决策模型，并提供各种备选方案。院校研究，包括发展规划处以及高等教育研究所的研究就是要发挥决策支持的作用。
高校的决策以及决策支持有其特殊的重要性。高校决策之前必须要确立目标，目标就是方向、动力。高等学校的目的与任务在于培养人才，因此高校的每一个决策都应该以此为基础。但是实际情况是，众多外部与内部的因素都使得学校的决策多多少少偏离了这一目标，也就是说目的和手段容易脱节。高校的这种特殊性首先表现为培养目标的模糊性。考虑到两个重要因素，即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多样性以及学生成长的个体差异性，我们往往难以商定出一个具象的培养目标。其次是人才培养效果的滞后性，学生质量高低应该要接受社会的检验。最后是学校组织结构的松散性。大学组织之间缺乏一种紧密联系，往往呈现各自为政的状态。这是大学和企业之间很重要的区别。
这些特点也导致了高校决策具有自身的特殊性。首先，高校决策是为自由创造条件的决策，高校教学与科研是探索性的，它们都需要自由作保障。我们有多少大学领导在做决策的时候是记得这一点的呢？恐怕很少。其次高校决策有学术、行政、综合三种类型。纯学术问题只需要进行价值判断而不需要利益判断,如一位教师是否达到了引进的学术水平，这就需要学术委员会判断。涉及利益的纯行政问题是需要进行行政决策的，而高校中也不乏一些事物同时涉及了学术与行政，这个时候就需要综合地看待。最后，高校决策容易脱离根本目标，先前已经提过了。高校决策在两极中徘徊，这一点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大量的两极问题包括个体与社会、科研与教学等等。当然，高校决策会对国家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
大学治理是大学利益相关者参与决策的结构与过程。学生是大学重要的利益相关者，理应参与学校的决策。而且参与决策的过程也是重要的教育过程，需要有学生参加。高校决策应该以学生为中心，决策应始终围绕学生成长，有利于学生成长，要正确处理好两个“服务”（即服务领导决策与服务学生发展）之间的关系，从而真正提高决策支持的科学水平。这是我们之后院校研究需要关注与把握的一个重要方向，也是一个路径。决 策围绕学生，深入学生群体，听取并了解学生的意见，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有利于提高决策支持的科学化水平。
（二）处理数据分析与质性研究的关系，提高院校研究人员的素质与能力
美国院校研究主要是进行数据分析，现在也进行质性研究，某种程度上也是中美院校研究人员相互产生了影响。所以我们不是要单纯地向美国学习，而是要相互学习。作者和美国院校研究会会长合作培养的博士魏署光在美国做了一个关于院校研究决策支持的大课题，其内容就为美国院校研究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在院校研究中，诸多问题的显现与解决都有赖于对数据的搜集与分析，这就决定了数据在院校研究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目前，决策也已经进入“数据、信息、知识、智慧”阶段，数据的缺失是我国开展院校研究的一大障碍。现在已经进入大数据时代，数据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大数据与传统数据相比最大的优势在于其具有实态性。传统数据是事后的构拟结果，而大数据是实态数据，而非之后的构拟；更加重要的是，“社会的数字化”以及“数字的社会化”这两个过程相互作用，使得数字与社会融为一体。
面对散乱且价值密度低的大数据，社会学者冯仕政提出了三阶段法：数据爬梳、数据分析以及数据解释。数据爬梳主要由两部分内容组成，包括数据的抽取和重新分类与赋值，其主要任务在于改变原有数据的形态，引导其向逻辑化与主题化转化；数据分析的目的就是要挖掘出数据之间的逻辑关系；数据解释建立在第二步的基础之上，以数据之间的逻辑关系为起点，揣摩、分析并推断出更具有一般性的规律。为了顺利完成数据分析这个繁杂的过程，多学科的共同参与必不可少，尤其是教育科学、统计科学与计算机科学的介入。虽然数据分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在情境性认识的阐述方面，如个体的体验、情绪变化、心理反应、组织文化与价值等有着明显不足。而在这些方面，质的研究则具有独特的适切性。
2016年，在与文华学院150多名毕业生的交谈中，院校研究人员发现“尊重”“目标”“交往”“环境”四个词出现的频率很高，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影响学生成长的重要因素，也是学校教育需要重点关注之处。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有一个学生的一句话，她说：“个性化教育起点是尊重学生，终点是学生尊重”，这是她思考的成果。首先一个学校要在教育的过程中尊重学生，这样学生才能尊重老师、尊重学校、尊重社会。2016年新生开学典礼作者的致辞主题就是“尊重”，然后在全校开展“理解尊重，践行尊重”的教育，效果喜人。这是质性研究。
质性研究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应该认识到，和美国的院校研究发展相比，我国的院校研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美国早已进入高等教育普及阶段，发展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前几年作者在和美国学者进行交流的过程中发现，我们现在教育中存在的问题美国已经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解决了。所以现在比较教育做研究的时候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把我们现在的情况和美国当下的情况做比较，这是无法相比的，所以得出的一系列的结论都不是基于同一个层面得出的。美国院校研究中遇到的问题主要是学生成长，如入学率、保持率、毕业率以及通过学习分析提高学生个体学习成绩等。学习分析是美国最近一段时间提出的新概念，主要是通过大数据对学生个体进行分析。我们现在做的都是对学生整体学习状况进行调查，而学习分析则是具体到个人。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正处于转型之中，面对我国社会与高等教育的大变革、大发展，在高等教育中我们正面临一场管理革命，很多新的重大问题需要研究，这些关键问题不解决，具体的问题也难以攻破。由此可知，中国院校研究更加应该重视质的研究。但仅仅重视质的研究还不够，院校研究还要重视数据分析，因此对院校研究人员提出了很高要求。同济大学出版的一本有关于院校的书中，就提到了院校研究人员需要具备的三元智能：分析与技术智能、院校事务智能以及院校背景智能。所谓院校背景，就是说你要认识并且熟悉研究的学校，假如没有任何的实际经验，提出的决策支持是不具有可实施性的。院校研究包括什么？可以说，它包括自我研究、管理研究、咨询研究以及应用研究。也就是说，院校研究所研究的是本校问题与管理问题，它不做决策，主要是起到咨询的作用，不是理论研究。阎光才教授在2016年的院校研究年会上指出，院校研究人员需要有人文关怀、数据素养、价值判断以及理性思维。为了提高院校研究的素质与能力，我们需要采取以下几方面的措施：一是改革高等教育专业研究生教育的培养目标、课程结构以及课程内容，长三角地区可以做一个项目，主要就是关于高等教育管理的培养目标、课程结构与内容该如何改进；二是加大培训力度，如开办培训班、设置网络课程等。
（三）处理国际化与中国特色的关系，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院校研究理论与方法
在2016年于长沙开办的世界院校研究五会会长峰会中，中国、美国、欧洲、日本以及海外华人院校研究会会长都分别介绍了各自开展院校研究的情况。此次会议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要拓展和欧洲以及日本的合作。在这一次峰会上，大家一致认为世界各国高校的院校研究具有很多相同的特点，可以相互借鉴、携手合作、共同推进。可以说这次峰会将院校研究的国际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为什么我们要借鉴美国院校研究的经验呢？如上文所述，高等教育是有着共同的规律的，而美国的高等教育走在我们前面，对很多问题的研究先于我们。作为世界上最早开展院校研究的国家，多年的实践已经积累了大量经验，所以美国院校研究的理论、方法是值得借鉴的。还有一点就是有一批美籍华人在美国从事院校研究工作，他们对国内高校了解得透彻一些，便于双方交流。在借鉴方面，我国院校研究人员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从2001年开始，我们从美国买回了许多书进行翻译，出版了《院校研究译丛》、《美国高等教育管理学经典译丛》以及《新工具丛书》三套丛书，除此之外还翻译了大量的论文。同时，我国邀请了50多位美国大学校长、院校研究人员来我国讲学，举办培训班；20多位美国院校研究人员受聘为兼职教师；40多位院校研究人员到美国学习、参会；共同培养博士生，开展课题研究。
我们在发展中国的院校研究时需要牢记美国与中国国情有着很大的差别，这样的差别不仅仅体现在国体与政体方面，而且它与高等教育发展的情况也是息息相关的。考虑到诸多因素，院校研究中国化的探索也是必须的。具体比较下来，这些不同点主要包括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政体不同；社会环境与思维方式不同；两国院校决策体制不同，中国的高校是以条为主的管理模式，是由业务部门所驱动的决策体系，而美国高校则是独立的实体，决策由数据、院校研究部门所驱动。此外，我们在院校研究中所遇到的问题也不同。对于美国院校研究的不足之处，我们也要加以避免。雷洪德副教授最近谈到了美国院校研究的“四重四轻”：重个体轻组织、重弱势轻强势、重方法轻理论以及重量化轻质性。他提出中国院校研究要赶上美国院校研究之重，补上美国院校研究之轻。
我们对院校研究中国化已经有了初步的探索。首先是明确中国院校研究的意义和内容；其次是以专题研究为突破口，以案例研究为基本方法；最后就是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相结合，探讨其理论与方法。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院校研究理论方法，我们还需要从以下入手：站在国际前沿，吸收先进的理论、方法与技术，坚定不移地为培养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高素质人才服务；立足于本校实际，有针对性地开展院校研究以及探索中国特色的院校研究理论与方法。
（四）处理机构的行政性与研究的专业化的关系，使院校研究的组织由无序走向有序
院校研究和行政、纯学术研究有很大的不同，院校研究的特点是机构行政性与研究专业化。院校研究还有着其他方面的特殊性。院校研究的主要职能是为学校提供决策支持。只有进入学校的决策体系、行政体系，院校研究才有可能发生作用。如果院校研究无法进入整个决策体系，而是始终游离在外，是很难有所作为的。院校研究所提供的服务主要集中在决策咨询方面，具体说来就是基于对校情的了解，能够对外部情况进行探究分析，为学校决策者提供专业的意见，故而它所扮演的角色既非决策者，亦非决策执行者。从中我们了解到院校研究对专业化有着一定的要求，它所提供的是专业化服务。可以说，如何处理好机构的行政性与研究的专业化之间的关系，是院校研究面临的突出问题。从华中科技大学两年前开始的对中国800多所本科高校的高等教育（院校研究）机构调研的情况来看，中国院校研究机构的设置情况较为复杂，这样的复杂性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设立了单独的院校研究机构负责发展规划制定工作等，此类高校仅占少数；发展规划处与高等教育研究所分设，此类情况发生在大多数高校中；部分学校只设立了发展规划处而没有高等教育研究所；一百二十多所高校将发展规划处与高等教育研究所合并，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分工合作。
理顺关系，推动院校研究组织由无序走向有序需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要理顺机构设置。我国目前存在的是一种分散式的院校研究，可以分成两步来完成由无序到有序的转变。第一步是根据常桐善先生的建议，我们需要建立院校研究协同体，将高等教育研究和发展规划处合并，协同开展研究。第二步是建立院校研究机构，名正言顺地开展院校研究。其次是要建立相应的制度。我国目前对教职工的考核、晋升主要有两种路径：一是行政，二是学术。这种考核与晋升制度导致院校研究人员要么创造条件争取在行政系统晋升，要么写文章争取课题，在学术方面晋升。我们是否可以借鉴高校辅导员的管理方式，院校研究人员可以同时或者分别在行政、学术两个方面晋升，并且建立相应的制度。最后是推动校长重视院校研究，这是关键。只有校长重视了，院校研究才能真正地开展起来。2017年的年会，我们增设了“院校研究与高校领导决策”分论坛，以吸引大学校长参与。有了校长的支持，院校研究的工作开展与发展就有了更大的空间。
作者：刘献君，教授、博导，华中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文华学院院长，中国院校研究专业委员会会长。
文章来源：《高校教育管理》